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您认为难点在什么地方？突破口在哪里？
汪彦斌：“四个分开”是医改的突破口。延伸一下，目前医改里，我觉得对医学模式也是要进一步讨论，我们现在一方面是供给不足，一方面是在局部大量的浪费和过剩，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单单靠政府的投入是解决不了的。
汪彦斌 《中国医药报》副总编辑
我带了一份材料，是美国制药行业致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的一封信：2008年医药费用支出占GDP总额的16%，预计2009年要达到20%，我们可以看到拉动美国经济的杠杆居然掌握在美国病人手中。如此高额的医药费用下面，美国人还依然站在发达国家中的最不健康之列。我也曾经谈到金融风暴到底是怎么引起的，除了次贷危机之外，是还是还有医疗费用没有产生效用的问题？这种西方的医药模式适合中国吗？我特别赞成陈竺部长上任伊始时讲过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中西医相结合预防疾病，而不是哪有病就把哪儿换了。
西方的医学模式不足以支持医疗投入，也不足以保证国民的健康水平。
医改作为世界难题确实是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因为每个国家面临的情况都不一样，而中国面临的情况尤为复杂。在公共卫生这一块，我们现在传染性疾病、肝病、胃病都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发生的，同时心脑血管病在北京郊区也已经非常普遍了，我们国家医疗卫生的问题是既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也有发达国家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把政策制定的非常好是很难的。温总理报告里就说要“各地积极探索”，上海的模式拿到甘肃、云南去，不管是医疗方面的还是药品方面的模式都相差太大。
王硕：允许不同类型的探索并存，是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巨大进步。以前就是一个模式，其他模式都不允许存在，这样就能把各地方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赵红：目前医改有几个挑战。首先一个挑战是健康危机的严峻性，一方面老龄化社会是毋庸置疑的到来，中年人事业巅峰期过劳死的现象以及白领的亚健康非常严重。同时由于现代科技的发达，人们的联络也更加易化，我们全民族都面临着健康的挑战。慢病，像高血压的病人也接近2个亿，我们糖尿病人4千万，慢病对我们的侵蚀非常可怕。同时，一些病毒的变异也像平静水面下的暗流。
第二个挑战是医学能力有限性的挑战。第三个挑战就是医疗和生命的敏感性。使得健康危机的形势是不容乐观的。
王硕：我觉得医改的突破口还是在于政府的主导作用，只要政府重视，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的。
孟宪励：医改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落实到最后就是医生和患者两个人。医改如果不能尽快见效，医务人员不满意，患者更不满意，在这样的关系中伤害的是双方，还容易引起冲突。如果我们讲医改突破口是什么千头万绪，我们不能因为医改任务繁重就等什么都弄好了再做，而是要解决具体的问题。
赵红：改革的突破口在公立医院。我认为改革的基本每一条的实现都跟公立医院有关。那怎么调动公立亿元从院长到医务人员总体的积极性，能够在制度设计的时候让他们有动力推动、拥护改革，而不是消极的等待改革。要通过一些制度上的引导和一些相关配套体系的完善上是可以实现的。
王淑军：我同意王社长的观点，只有政府主导才能综合推进这五项制度，综合推进必须坚持政府主导。
